三国时期的文艺学术发展及主要代表人物事件

三国时期的文艺学术发展及主要代表人物事件 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它又是在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极富于艺术气质的一个时期。人的主体意识在摆脱了传统儒学的束缚之后，获得了觉醒，整个文化领域，出现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面貌。以文学而论，尽管其艺术成就不及前面的先秦两汉，也不如后面的唐宋，但在文学发展的链条上，这时期却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正是在此时，文学摆脱了经学、史学的附庸的地位，走向了独立，或者说，从自在走向了自觉。

　　中国开始大规模造佛像

　　随着印度佛教的逐渐传播，其塑造佛像的艺术技法也传入中国，并且与渊源久远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相互融通，形成了中国佛像的仪范，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甚为流行，中国大规模地塑造佛像的活动开始了。东汉末年，佛教教义开始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从而得以广泛传播，佛教徒到广陵（今江苏扬州）构筑佛寺、造铜佛。三国以后，北方的洛阳、南方的建业（南京）都是佛教重镇，可惜洛阳当时十多座佛寺的作品没能保存下来而无从考察佛像的情形，吴赤乌十年（247），康居沙门康僧会到达建业，设像传教，吴主孙权为其建寺，吴地有系统的佛像塑造开始出现。到三国时期，我国佛像塑造的规模已经很大了。而且天竺之法和中国本土固有技法融会贯通，创造出亲切蔼然，为人们欣赏的中国佛教仪范，在佛像汉化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特有的雕塑方式，使这一艺术从此走向成熟。

　　玄学产生

　　玄学是一个真正的本体论哲学。在汉代基本上只有宇庙论、社会哲学和数术、神学，玄学本体论的出现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相比之下，宇庙论之前的道家本体论则幼稚得多，是一种半直观、半艺术的哲学，而玄学尽管在发生期受到道家的很大影响，但在发展中演化出了独特的概念体系和范式。到了“化”成为主导观念的时候，玄学已不再是一种清谈了，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哲学。玄学的“化”和“自性”与魏晋崇尚自然、个体的精神是一致的。玄学与道家的本体论、孔子的大同世界相比，是更倾向于个体化，更倾向于现实的哲学。它的出世色彩其实是反社会、反文明的末世感。正始时代的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创立者。他们将老、庄、易并列为三玄，并依傍儒学立宗。他们最引人注目的是用无代替道，并在体用不二、本末不二的前提下论述了无。他们的重点在无，但注意在有中把握无，在生活哲学上他们的无为论和性情论、自然论都是在当时社会政治压迫下的一个变态。他们论述了当时的热门话题：言象意的关系，并用它来解释周易，要求放弃言、象来达到意，因而这实质上提出了魏晋玄学的意（神韵的形而上学范畴），在有无关系上，他们只是提出问题，其体系还有老子、汉代的特征，未能把有无放到象意的层面上。

　　建安风骨

　　建安年间（196～220），在曹操统治集团里，聚集了七位有杰出才华的文学家，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史称建安七子，他们与三曹一起，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其独具特色的文学风格——“建安风骨”从此主导了文坛，成了后世文学所推崇和效法的仪范。七子的文学创作虽因个性差异而各自有独特的风貌，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构成了建安文学的时代风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归纳这一风格产生的原因时说，这种慷慨激昂的文学作品是由于社会的离乱、风俗的颓废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形下，文学作品才有思想深度，而且含蓄隽永，有慷慨之气。这一论点是十分精辟的，这种既有思想深度，又含蓄蕴藉，富有慷慨悲壮之气的文学风格尊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这是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对中国文学史的突出贡献。后世文学革新运动也多以建安风骨相号召，陈子昂就是以此为旗号，从而形成一股洪流，将唐代诗歌创作推向顶峰的。

　　曹植的文学成就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他的诗歌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同时代的文人，堪称当时之冠。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登基分为得意与失意两个时期。他早年深得曹操宠爱，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过着贵族公子的生活，后来在与曹丕争太子位中失势，倍受压抑。其诗歌创作亦相应分为前后期，具有不同的内容特色。曹植前期诗作以《白马篇》、《名都篇》为代表，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雄健刚劲，意气风发；后期诗歌则主要抒发他壮志难酬的愤激不平之情，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吁嗟篇》、《野田黄雀行》等。其中《赠白马王彪》是一篇力作，因感慨曹丕对手足的迫害愤而成篇。曹植的散文和辞赋也不乏佳作，如《与杨德祖书》、《洛神赋》等。在艺术表现上，曹植是建安诗坛上成就最高的。他工于起调，善用比喻，常有警句，如“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此外，他注重炼字、对偶与和声，其诗既富激情，又有文采，《诗品》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来形容他诗歌的艺术风格。

　　竹林七贤集山阳

　　竹林七贤是三国魏末七位名士的合称。他们是谯国嵇康、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他们之间交往密切，曾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纵怀肆意，世称竹林七贤。 高平陵政变以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一边提倡名教，一边残酷地剪除异已，加紧篡夺魏政权，但仍有一部分名士不愿与司马氏合作，他们对司马氏标榜的虚伪礼教表示深恶痛绝。七贤即是这一部分名士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大体相同，略有差异。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以老庄为主，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就其本质而言，他们并不反对名教，而是崇尚自然的名教，在政治态度上，他们后来的差别较大。嵇康、阮籍、刘伶对执掌大权、觊觎魏政权的司马氏集团条取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山涛初始“隐身自晦”，40岁后出仕；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功名心最盛；阮咸入晋以后，曾经担任散骑侍郎等职。七人文学成就差别极大，阮籍作品今存赋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80余首。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大人先生传》是他最长最出色的散文作品。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和散文上，论说文以《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最为著名，书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写得泼辣洒脱，为嵇康散文的代表作。向秀仅存《思旧赋》，刘伶有《酒德颂》一篇，行文轻灵，语言洗炼，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虎、消极颓废的精神面貌。阮咸精通音律，文字则没能流传下来。山涛、王戎似乎不长于文笔。